“郑秉文:与美国刺激计划相比 中国4万亿中福利支出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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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网北京4月2日讯 “重构社会福利体系”国际学术研讨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郑秉文教授出席并发表演讲。在谈到中美两国关于住房福利支出时表示，中国救市资金关于住房的占14%，而美国却达到28%，比例还有点小。以下为郑秉文教授的发言全文：

郑秉文：

我发言的题目和金融危机连在一起，金融危机的启示与儒家福利模式的彷徨。讲一讲中国福利模式到底应该往哪条道上走。讲几个问题：第一，讲讲五个福利模式、三个福利世界的启示；第二，讲讲中国福利模式的缺陷，来自这次金融危机的启示；第三，讲讲中国福利模式的选择性与补救型。

第一，自1990年安德森提出三个福利世界以来，它作为福利模式的一个范式，成为福利模式研究的出发点，一个起码的工具。1990年至今，到底存在多少个模式，有很大的争议，将这三个福利模式用来拆析欧洲的情况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如果将它去研究全球的一百几十个国家，就发现还应该出来至少两个模式，那就是英美、西欧、北欧模式基础之上，还应该出来南欧模式，包括拉丁美洲国家，南欧的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我还发现，中国、日本、韩国、新加坡等等东亚国家在这四个世界里也是不太容易划进去的，所以又划出来一个儒家的模式。

这五个模式之间有什么区别呢？这里给出一个表格，前面做了一点论述。今天首要看倒数第二列，就是家计调查式社会救助的支出占每个模式的比例。也就是各个模式依靠于家计调查型的社会救济支出的多少是非常有意义的，今天讲的意义首要是对比经济危机，我认为安格鲁的模式能够比较好的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北欧的模式也是可以应对的，但是由于北欧的模式价钱是非常高的，处于快速发展中国家难以承受，两者相权衡，只能选择一个价钱较低的。这五个模式中，我们看一下家计调查式的支出占gdp到底多少呢？平均来看是1.5，安格鲁模式是最多的，其次是北欧的模式，再其次是欧洲大陆的日耳曼模式，最少的是拉丁模式。

在儒家模式中有没有一个定势呢？我的标题是儒家模式的彷徨，首要是指儒家现在文化全模式中处于两个方向，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如果强行给它划一个比例，可能目前是最少的，是0.4，在五个模式中是最少的。社会救助的概念又大于家计调查式的社会救助。占gdp比和受益人口来看，我们同样可以发现这五个模式中第一个模式是相针对很高的，刚才说了，我们国家的低保受益人口仅占总人口的5%-6%，我们的支出占gdp零点几。而第一个模式是0.2，大陆的模式占的支出是0.8，受益人口是3。北欧的模式要高于欧洲大陆模式，拉丁的模式要小得多。儒家模式是个什么状况呢？我个体认为非常小，可以忽略不计数，我没有耗时间去摘这些资料，这里我写的是问号。平均的支出是2.0，受益人口是7.4%。这五个模式的平均状况是这样的。

第二个问题，讲讲中国的福利模式的缺陷，谈谈这次金融危机的损失。这次金融危机，中国金融资产的重组、兼并数量是最少的，基本没有。但是相反中国的失业人口占了全世界5000万失业人口的一半2500万，我们官方统计大略是2000万。为什么？先看看增长方法，刚才汤敏先生已经讲了，我们过高的储蓄率，过高的投资率，过低的诉求，尤其是内部诉求，我们过剩的产能必需要出口，我们必需要在出口的基础上才能保持外向型公司的经营，也就是说我们必需要在养活一部分其他国家人口的基础上才能养活我们自己的2500万，这就是我们的增长方法面临的威胁和不可持续性。关于这个数据，为了节省时间我就不说了。

这次金融危机，我们用它回顾一下2001年各个季度以来gdp的一些变化，我们发现实际上这个金融危机最开始是受到汇率的严重冲击。从2007年第三季度就可以看到，我们的gdp已经受到了巨大的影响，2007年第三季度开始我们的失业率已经开始抬头。2009年中国劳动力供给和失业是个什么情况呢？是非常不乐观的，我们看看这个表，和我们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就业岗位的数量差距是非常大的。

我们只要看一看我们的进出口状况就更加明显了，实体经济受到的巨大冲击，首要是工业、轻工业和重工业。我们不要认为我们的增长模式受冲击的只是农民工，受冲击的只是长三角，尤其是珠三角。不是这样的，我们不仅轻工业，而且我们的重工业同样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为什么这样？从福利模式的立场怎么去找它的原因？有几点：

第一，我们的覆盖面太窄了。这是从2003-2007年覆盖面扩面的速率，我们看到非常不完全使人满意，可以说是带有计划性的。看看养老我们就可以知道，好象是带有计划性的。非缴费型制度不发达。第一个缴费型的制度覆盖面小。第二，非缴费型制度不发达。我这里不用福利制度这个概念，因为在中文的语境里，福利制度的用法已经约定俗成了，所以我只能用缴费型的和非缴费型的，两者加在一起我们叫保障制度，用这个概念来解释中国的福利制度。刚才讲到了低保的状况，我这里也举了低保的状况。

这张ppt我加上了中国，前面是一样的。我们从中国最下面这一行来看，中国的比例就是非常小的。6000多万人口，占gdp的比例也非常小。由此来看，中国的支出比例非常小，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也是支持刚才汤敏先生的报告。应该适当的扩大一定的比例，适当的扩大受益人口的规模。我们的努力方向应该回到主题，走哪个模式呢？我们的方向应该是扩大基本保险的覆盖面，水平不可能太高。但要加大家计调查式的社会救助力度和比重。这个模式的本质我认为应该是安格鲁模式的本质。为什么要取这个呢？一是价钱低，我们长时间处于经济初级快速发展阶段。二是效果好。三是可以应对金融危机。

下面我详细介绍一下。第一，价钱低，我以拉丁美洲的福利为例来计算价钱。拉丁美洲现在不是选择性的制度，价钱是占gdp的2.2%。选择性的话只占0.9%，要减少一半。第二，效果要好，这个效果首先要体现在减困率上。拉美的老年贫困率，这个是模拟数据，如果要是变成选择性的，那么就应该是20%。但是实际上，2008年是38%。看一下欧盟的模式。我这里把第二、第三、第四统称为欧盟模式。欧盟模式要是没有这个社会保障制度贫困率是26%，目前欧盟是16%。美国要是没有这个制度是12%，要是有的话是18%。这个数据是2003年的，拉丁美洲贫困率是24.3%，如果要换成一个选择性模式的话很可能又降低了。上面的60%是说没有社会保障的情况下贫困率是60%。美国的贫困率和1959年相比，虽然人数都是这么多，由于人数基数的原因，他们的减困率事实上是下降了一半的，24%、25%降到了12%多。第三，应对金融危机。儒家模式一个共同的优势是覆盖面狭窄。我这个数据讲的是韩国、台湾在97、98年经济危机时期，它的失业保险当时覆盖面扩大的状况，我就不细说了。

最后一个问题，讲讲我们为什么选择儒家模式，儒家模式的区别到底在哪儿？首先，选择一个什么模式的问题。我们不要有一个认知误区，以为你财力不行，没有钱或者是没关系。模式是模式，钱是钱。以日本为例，日本1950年到2000年，财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但是他们家计调查式的救助式支出，由占gdp的16%减少到了目前的不到2%。而相比之下每个人平均gdp少于日本一半的西班牙、葡萄牙要高于日本几倍。

看看中美两国救市的分布，中国是5680亿美元，第一次、第二次方案调整之后，福利支出是扩大了，如果不包括住房的话是占4万亿人民币的4%。如果包括住房的话，是占14%。我们看一下美国，美国的情况如果不算住房的话是占26%，算住房的话是占28%。我认为中国的比例小了，美国是过度花费，竟然超过了20%。我们才有很少的一些。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经济刺激计划也应该服从于我们长时间的福利模式的选择需要和投向，这个就是我们应该做的。

(责任:王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