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披露原始资料的《邓小平年谱（1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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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年谱( 1904——1974 )》(上、中、下)，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

2009年12月，《邓小平年谱( 1904-1974 )》一书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 全书基于大量的文献资料，全面反映了一代伟人邓小平的生平经历和思想历史。 为了让广大网民更深入地了解这一年谱的过程和重大意义，本报采访了本书的两位主编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杨胜群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办公室事务委员兼秘书长闫建琪。

《邓小平年谱》是了解小平先生一生的基础读本

记者:我们可以说，《邓小平年谱》的1975-1997部分，已经于2004年出版，去年出版了1904-1974部分，《邓小平年谱》一应俱全。 请谈谈《邓小平年谱》出齐的事。 有什么意义？

杨胜群:我们知道，邓小平人生事业的最高峰，指导着他开创了改革开放历史的新时期，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但是，作为一代伟人，他的一生是辉煌的，波澜万丈。 我们去年出版的这个年谱( 1904-1974 )，非常全面地记录了他生命的最初70年，特别是从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到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复活的50年间，每一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时期，他的生平和思想历史 没有这50年就没有他那之后的20多年。 特别是他在1956年党的八大后成为我们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这是他后来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成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前提。

我们要研究邓小平的终身思想，就必须全面了解邓小平的一生。 年谱的出炉，为我们全面了解邓小平的一生提供了基础的读本，也为我们完善地研究邓小平的终身思想提供了最基础的材料。 邓小平同志是邓小平理论的创始人。 邓小平理论有其历史渊源。 邓小平理论的许多重要思想，源头还是在50年代、60年代、甚至70年代，邓小平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积累的一点正确的思想、认知。 例如，生产力标准思想、经济建设必须符合客观规律的思想、中国建设必须学习外国思想等。 年谱齐全，也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好地研究和理解邓小平理论。 而这个年谱不仅记载了邓小平的活动经验，更重要的是记述了他的思想迅速发展的轨迹。 我们从大量的历史文献中，摘录了邓小平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的尖锐论述。 从中可以窥见邓小平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思考。 这对于研究邓小平的心路历史、研究邓小平理论的起源、研究中国革命、建设的历史是非常宝贵的资料。

《年谱》是经过了艰苦的史料发掘的过程

记者:据了解，《邓小平年谱》系统完美地公开了大量原始资料。 能说说这些原始资料的第一来源是什么吗？ 在收集这些资料时，经历了不为人知的故事吗？

闫建琪:我们这本《年谱》力求根据丰富可靠的第一手资料，提供翔实依据的信史。 这个年谱引用的资料非常丰富，主要来自中央档案馆、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委档案部门、中央军事委员档案馆和一点省市档案馆，以及我室自己的档案馆。 一点老同志、邓小平周边工作人员和邓小平亲属也提供了相关资料。 我们在法国、俄罗斯等国家的档案部门也发掘了很多宝贵的资料。 这些资料都是第一手资料。 另外，我们还查阅了许多新闻书籍，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新闻书籍，从中收集了非常重要的资料。

在收集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我们进行仔细的识别和鉴别。 举一个例子，八七会议的记录是小平先生的手印，但是怎么弄清楚这一点呢？ 当时，小平先生有很多记录原稿。 特别是红七军的实务报告是小平先生起草的，两个文件的笔迹相同，八七会议这份重要的会议记录证实了是小平先生制作的。 这类事件还包括，例如，在解放战争时期，我们查阅了10万份左右的电报稿，从中区分它们是小平同志的手稿，它们是他口述记录的，它们是由他所属的司令部发行的。 另外，小平在解放战争中拥有70多个居住地等，进行了许多现场调查，撰写这段历史的相关人员去了60多个地方确认了现场调查。 这样的辛苦，是为了正确史实。 整个年谱都经过了艰苦的史料发掘过程。

好的年谱作品不能罗列一生的事迹

记者:这样一本翔实、严谨、文案丰富的书，对我们了解一代伟人邓小平的成长历程，感受他的革命精神和品格风格，会产生什么影响？

杨胜群:好的年谱作品，不是按照人物一生的事迹来罗列，而是要描绘人物的形象。 我们在编纂这个年谱时，努力全面反映小平先生一生的业绩。 然后，我在观察回答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邓小平为什么成为邓小平，也就是他是如何成长的。 这其中有他个人上下的追求和不懈的奋斗，还有历史给他的选择，历史给他提供的机会。 第二个问题是邓小平是什么样的人，也就是说他在思想、精神上有和别人不同的特质。 这样，我们的网民不仅可以全面、完整地了解小平先生一生的成就，而且可以理解他崇高的品格和精神风格。 例如，他一生坚持共产主义信仰不动摇的信念，实事求是，对党的事业勇于承担重担的精神，在许多复杂情况下开拓工作的能力等。 这些对今天的共产党有着非常积极的教育作用。 他的成长之路，给了当今青少年非常深刻的人生启发。

小平先生自称“最适合宣传和组织工作”。

记者:《年谱》明确了邓小平1926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撰写《党员批评计划草案》时，在“做什么样的事业最合适”一栏中写的细节:“可以推进和组织事业。” 他这种自我评价应该怎么看？

闵建琪:这个自我评价比较客观。 小平说他可以在莫斯科进行推广和组织工作。 因为我以前在巴黎做这份工作。 在之后的革命经历中，邓小平也确实善于推进和组织工作。 从担任红军总政委到指挥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的总前委书记，邓小平是军队的政治主官，政治主官不能从事推进事业和组织工作。 在中央苏区，他编辑了《红星报》70多期，使报纸变得生动活泼。 之后来西南局工作的时候，他说拿笔是领导的首要做法，领导要学会拿笔，也就是说要学会推进事业。 他后来担任总书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推广和组织才能得到进一步发挥。 其实邓小平并不只是做推广和组织工作。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小平同志政治思想很强，很难得到人才，是什么样的人才？ 是治党、治国、治军的难得人才。 邓小平后来成为我们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不是偶然的。 他确实是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是在中国土地上成长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

小平在被打倒期间，关注着党和国家的命运。

记者:小平在“文革”中经历了被推翻后复活、被推翻后再次复活的过程，富有传奇色彩。 《年谱》是如何反映这段历史的？

闫建琪:小平在“文革”中两次被打倒回归，是非常重要的经历。 从他的自传和我们掌握的材料来看，他确实非常被动地卷入了这场运动，他没有觉悟。 面对造反派的中伤、虚伪的语言、批判斗争，你说他心情平静，不可能。 他多次提出要直接向毛主席阐明自己的所谓“问题”。 但是，小平先生是一位经验非常丰富的大政治家，面对这样的逆境和危险，他平静、坚韧、耐心地等待着时机。 根据年谱，邓小平在江西省受监管的劳动期间，给毛主席、汪东兴一共写了9封信，希望他能与党中央保持联系，谈家务，做政治表达，表明员工的意愿。 林彪事件发生后，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两封信为促进邓小平的复活发挥了重要作用。

特别是，年谱在《文革》中还记录了议长对小平问题的18次表现。 这些话总是保护邓小平，他在历史上有战功，把邓小平问题定性为人民内部矛盾。 例如毛泽东在1971年8月15日的讲话中说，百万雄师过大江，当时有前委员会，第一是邓小平在工作。 毛泽东的多次表态，企图开除林彪、江青等邓小平党籍，未能成功将邓小平置于死地的计划。 邓小平在被推翻期间，并不只考虑自己和家人的问题。 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在他心中总是占据中心位置。 在江西期间，他一直在看书学习，反复听收音机，思考国家大事。 通过与劳动人民的朝夕相处，他直接了解了基层群众的艰苦生活状况、“文革”造成的社会动荡、生产受损情况。 离开江西前的两次外出考察，更加深了他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 而且，他还密切注意国际风云的变幻。 这些体现了他在人生波澜过程中的智慧和远见，体现了他作为大政治家的胸怀和气概。 所以他一旦复活，对世情、国情的评价和分解就会非常准确。

邓小平一生信念坚定，实事求是

记者:这本书的过程也是深入了解邓小平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那些地方给你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吗？

闫建琪:我研究邓小平十几年了，越研究感情越深。 我们的文献研究室有“研究老一代，学习老一代”的口号。 我对小平有两个印象最深的地方。 一个是他坚定的信念。 刚才提到的许多事例反映了小平先生一生中不可动摇的优势。 第二，他一生都在根据事实寻求。 例如，“大跃进”是我们国家面临的巨大波澜，大家的热情开始高涨，有点违反了经济快速发展的规律，受挫。 关于这段历史，他当时头脑冷静下来后是怎么说的呢？ “根据马克思主义，我们超越了阶段。 一切都要按照社会主义大致工作，不能再照顾过去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了。 那个不能照顾。 ”。 “不管原来是哪个身体语言，如果站不住脚就会改变。 顾不上面子，顾不上今天，顾不上明天。”朴素地说，这是他的认知，从不隐讳句子，有错就积极负责。 实事求是也体现在他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上。 1975年-1997年的那个年谱记载了“文革”结束后，纠正冤案的问题。 他们报告说过去这些事件是错的，他说如果错了就改，包括我自己决定的事件，如果错了就改。 基于事实寻求真相，是非常坦率的。

写历史要司马迁爱恨分明，公平公正

记者:在年谱的过程中，除了研究者严格的从业态度之外，不是还会产生一些其他的感情吗？ 例如，对领袖的崇拜。 如何保证年谱资料筛选和过程中的公平公正？

杨胜群: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 写历史，特别是写历史人物，往往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感情倾向。 但是，这种情感因素对认真的史学家来说，并不影响他客观、公正地反映历史。 就像司马迁写《史记》一样，为大多数人立传，爱恨分明，他能说客观，不公正吗？ 其实，我们在《邓小平年谱》的时候，有着很深的感情。 正是这样的感情驱使着我们多年来精心收集史料，钻研史料。 但是，由于我们坚持唯物史观，多次实事求是，情感因素没有影响我们公平公正地反映人物、反映历史。

我们记得两个。 第一，为尊者不讳。 小平先生对于某个历史时期无论如何都存在的历史界限，反复着真实客观的反映。 比如20世纪50年代，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犯了一点错误，但是小平先生也有一点不正确、不科学的思想认识，我们没有回避。 第二，我们将通过在书中公开史料来客观记述小平先生的言行和经验。 这本书史料特别密集，且具有连续性系统性。 在书中，我们作为编者站着不说话，不加主观评价，多次留给网民分解、评价。 这也是这本书能够公平公正地反映历史的保证。

(责任:李志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