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科学家给出基因组学依据：新冠病毒不是实验室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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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新型冠状病毒效果图来源: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官网

专家比较分析了新型冠状病毒基因组的两大特征。 这些分析提供了大量的证据，推论出新型冠状病毒应该是病毒自然进化的产物，而不是实验室基因工程制造的病毒。

疫情让人头疼，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从实验室泄露的传言层出不穷。

前几天，5位海外科学家在病毒学论坛virological上共同发表论文，解析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组数据，指出2019年的新型冠状病毒不是实验室合成的，也不是故意操作的病毒。 目前，论文尚未经过正式的同行评议。

这五位科学家包括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感染免疫中心主任、被称为病毒猎人的伊恩·利普金。 此外，还有4名生物学或免疫学研究人员，分别来自美国的斯克里普斯研究所、英国的爱丁堡大学、澳大利亚的悉尼大学和美国的杜兰大学。

论文指出，与其他冠状病毒相比，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组有两个特点。 随后，文案从这两大特征入手，分析了为什么2019新型冠状病毒由实验室合成的可能性很低。

s蛋白质和受体的结合方案与人工预测不同

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第一个特点是，根据结构模型和早期生化实验，该病毒似乎已经进行了优化以结合人类的ace2受体。

这里需要科普一下，迄今为止的研究发现，2019年的新型冠状病毒和sars病毒都是通过刺突蛋( s蛋白)与人体ace2受体结合，通过病毒进入人体细胞。

中国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协和医学院免疫学系副主任黄波介绍说，s蛋白是位于冠状病毒表面的蛋白质，像钉子一样扩大。 ace2是位于人体肺部上皮细胞表面的蛋白质。

这些国外专家建议，sars病毒和sars相关冠状病毒s蛋白中的受体结合域( rbd )是病毒基因组中最易变异的部分。 这些受体结合域中的6个残基与人体ace2受体结合，对于明确宿主范围似乎很重要。

论文中提到，2019新型冠状病毒s蛋白基因序列中486个残基中的苯丙氨酸对应sars病毒s蛋白基因序列中的l472。 在sars病毒细胞培养实验中，l472可以变异为苯丙氨酸。 迄今为止的研究预测，sars病毒的受体结合域是与人体ace2受体结合的最佳方法。 但是，这个位置的苯丙氨酸是蝙蝠也存在的sars冠状病毒的一种。

另外，2019新型冠状病毒受体结合域的一些重要残基与前面研究中提到的与人体ace2受体结合的最佳残基不同。 但是，最新的研究表明，2019年的新型冠状病毒与人体ace2结合的亲和性很高。

这证明什么？ 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s蛋白，似乎是人类和人类ace2这样的自然选择的结果，出现了与预测不同的最佳结合方案。 这强烈表明2019新型冠状病毒不是基因工程的产物。 论文的作者说。

s蛋白质上的酶切位点可以通过自然变异获得

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第二个特点是，在该病毒具有高度致突变性的s蛋白中插入了12个核苷酸，存在可疑的酶切位点。

一般来说，存在这样的酶切位点，被认为是人工基因工程的痕迹。 但是，禽流感病毒的研究表明，病毒也可以在自然进化的过程中获得酶切位点。 南开大学生命科学院副教授高山的研究方向是生物新闻学，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他这样说道。

如上论文所述，该酶切位点在病毒快速复制和传递的自然选择环境下，例如在高度密集的鸡群中，是在禽流感病毒血凝素( ha )蛋白质两个子单位的接合处获得的。 流感病毒ha蛋白在细胞培养和动物体内反复强制传代后，仍可关注酶切位点的获得。

论文提出通过插入或重组获得ha蛋白质中的酶切位点，可以将低致病性禽流感病毒转化为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 同样，新城疫病毒无毒分离物在鸡连续传代过程中，在其融合蛋白亚基的连接处获得酶切位点，可高度致病。

这意味着一旦获得酶切位点，这些病毒就相当于一次升级，有可能提高感染能力。 高山说。

与这位海外专家的论文相呼应，高山于1月27日与多位研究者共同在中科院科技论文预发表平台chinaxiv上提交了研究: 2019新型冠状病毒s蛋白中可能存在弗林( furin )蛋白抑制剂。

高山发现，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的s蛋白中可能存在弗林蛋白酶抑制剂的切割位点，介绍了其感染机制与sars等大部分冠状病毒不同。 由于感染机制的变化，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获得了更高的细胞进入效率。 这可能是传递能力大于sars病毒的原因之一。

禽流感病毒通过突变可以得到弗林蛋白酶抑制剂的切割位点，证明了自然突变可以导入弗林蛋白酶抑制剂的切割位点。 高山说。

o-聚糖结构的产生一般需要免疫联系

2019年的新型冠状病毒很难通过在实验室中操作现有的sars相关冠状病毒发生。 这些海外专家说。

专家们指出，如果进行基因操作，预计将采用可用于冠状病毒的几种反向遗传系统之一。 但是，遗传数据显示，2019年的新型冠状病毒并不是来自以前采用的病毒主干网。

这位国外专家提出了两种可能的情况来解释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的起源:第一种是人畜共患传染病转移前，非人类动物宿主中自然选择的结果，第二种是人畜共患传染病转移后，人类中自然选择的结果。

那么，实验室有能力设计或合成病毒吗？ 技术上没有问题。 高山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对此，这篇海外论文也进行了分解。 多年来，世界各地多个bsl-2 (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进行了关于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细胞培养和向动物模型传代的基础研究。 还记录了在bsl-2密闭环境下工作的实验室人员在实验室获取sars病毒的例子。 因此，有必要考虑有意或无意地释放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可能性。 论文说。

但是，专家们之后对这种可能性也提出了疑问。

他们指出，细胞培养和动物传代产生的2019新型冠状病毒需要事先分离出具有高度遗传相似性的前体病毒。 之后产生的酶切部位需要在细胞培养中，或者在具有与人相似的ace2受体的动物(雪貂等)中进行密集的传代过程。

但是，2019新型冠状病毒s蛋白由于存在酶切位点，酶切位点周围存在3个邻聚糖结构。 o-聚糖结构的产生是否发生在细胞培养的过程中值得怀疑。 这个变异一般意味着免疫系统的参与，因为这个免疫系统在体外不存在。 这些海外专家说。 (记者刘园园)